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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活了34岁,却震撼百年

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(1898年9月28日),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,谭嗣同被推上了断头台。公开斩首是权力自我炫耀的仪式,他是这场仪式的祭品。人头落地,鲜血淋漓,种种恐怖的景象用于恫吓活着的人。

谭嗣同用一种近乎蔑视的方式回应这场没有审判的处决,他大声疾呼:“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。死得其所,快哉快哉!”死不求饶,痛苦而从容地告别人间。

蔑视让这场仪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,在那一刻,罪犯变成了英雄,恐怖变成了壮烈,而权力成为了被嘲弄的对象。

后来,谭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“为国流血第一烈士”,将这场未尽的仪式推向高潮。谭嗣同之死,除了给清政府本就沾满鲜血的屠刀再染上一抹鲜红之外,还多了一层深意:革命之火开始燃烧了。

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将谭嗣同比作“彗星”:“嗣同遇害,年仅三十三岁。使假以年,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。仅留此区区一卷(《仁学》),吐万丈光芒,一瞥而逝,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,吾故比诸彗星。”他是牺牲的烈士,也是英年早逝的思想家。

一颗星球并非生来就注定追求一刹那的璀璨,我们不能因其生命之短暂而将其定格在一点之上,而忽视了它划过的轨迹。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:谭嗣同在明明能逃走的情况下,为何甘愿流血?他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变化?在死之前,他是否找到了真理?

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动,实在是太猛烈了。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一段剧烈的思想变化过程:中和西,新和旧,激进和保守,交织在一起。人们站在时代的分岔路口,内心满是无尽的迷惘。谭嗣同之死,为后来者照亮了方向。

但在这之前,他也是一个寻路的人。

谭嗣同。图源:网络

昨日旧我

光绪二十年(1894)十二月,也就是甲午年末,在帝国的东北,清军的失败已成定局。这时,三十岁的谭嗣同决心告别昨日之旧我,去追求一种新的人生。

他在《三十自纪》中说:“处中外虎争、文无所用之日,丁盛衰互纽膂力方刚之年,行并其所悔者悔矣,由是自名‘壮飞’。”大好青春年华,不能尽做无用之呻吟。时代急遽变化,不能再走老路。于是他改名“壮飞”,将旧学抛掷脑后:“三十之年,适在甲午,地球全势忽变,嗣同学术更大变!”

在这之后,谭嗣同奔向流血的命运。

三十岁这一年,他完成了《浏阳谭氏谱》,先祖、家族、父母、兄弟姐妹等人的面孔一一在脑海中闪过。他写下《莽苍苍斋诗自叙》,将年轻时的诗作整理了一番。他又作《三十自纪》,检视过往。记忆的碎片化作一个翩翩少年的模样出现在眼前,谭嗣同或许会来一句:“噫!此为谁?”

写族谱之时,谭嗣同描绘了理想的家庭秩序:宗族齐聚,和睦相处,欢聚一堂。这样一番景象,是他心中企望的,也是他无法拥有的。

北宋末年谭家先祖为避战乱,率族迁往福建长汀。明代,谭家迁到了长沙,以武功扬名,封侯封伯。明清易代,谭家迁居浏阳,弃武从文,成为当地一大族。到了谭嗣同之父谭继洵这一代,家道中落,谭继洵的兄长谭继昇愤而弃学,操持家业,一心养亲,并督促弟弟学习。所幸,谭继洵不负兄长养育之恩,后来考上了进士。太平军席卷南方各省时,谭继昇组织团练,成为地方领袖。谭继洵则一心读圣贤书,在科举之途步步高升,当上了京官,带着妻儿移居京城。两兄弟一个扎根地方,一个经营京城,谭家也成了浏阳首屈一指的官绅之家。

谭嗣同虽是浏阳人,但出生于北京,大部分时间住在宣武门外的浏阳会馆。他流血赴死的菜市口,就在旁边。

在他的记忆碎片里,鲜有父亲的身影。但事实上,他的前半生和父亲紧密联系在一起,基本上父亲在哪里当官,他就在哪里游学。谭继洵是一个传统士大夫,服从秩序。日后,他身为地方大员,对新政十分不感冒,翁同龢不禁感叹,这样一个礼法之士,为何能培育出谭嗣同这样的人来。

与对父亲感情疏淡相反,谭嗣同对母亲表现出深深的眷恋。谭母名叫徐五缘,是一个标准的“贤妻良母”,勤俭持家,相夫教子。徐夫人十分严厉,见儿子犯错,便终日不言笑,甚至还施以体罚。因此谭嗣同有“父慈母严”之感。

同治十年(1871),徐夫人带长子回浏阳完婚,临行前,叮嘱谭嗣同切勿思念。谭嗣同那时才六岁,还不习惯离别,泪水盈满了眼眶,可是一想到母亲的话,便强行抑住情感,不让眼泪流下来。母亲走后,谭嗣同思念成疾,身体消瘦下去。别人问他,他也不说。内心的感情十分充沛,但却表现得坚如磐石。第二年,母亲回来,看出了谭嗣同的异状,徐夫人笑道:“此子倔强能自立,吾死无虑矣。”

会馆这片小小的天地,常出现许多操持乡音的浏阳学子。每逢京考,这些人共聚一堂,谈论政治。谭继洵希望自家孩子能走上科举正途,便延请这些学子做老师,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欧阳中鹄。他是典型的湖南学者,笃信理学,但又不止于空谈。尤其在曾国藩崛起之后,经世之学越来越受欢迎,士人们喜欢讲“道德为体,经济为用”。浏阳士人是谭嗣同接触的第一个知识群体,时代的空气不知不觉间就已经浸染了这名年轻人的内心。

观其成长环境,可知谭嗣同是一个完全符合传统的人:官宦家庭出身,家里有权有势;宗族人丁蕃盛,田产无数,不愁吃不愁穿;父亲一心想当帝国循吏,母亲恪守传统道德;有庞大的社会关系网,接受最好的教育。

当时之中国,这样的“公子哥”并不少见,但谭嗣同只有一个。

谭继洵像。图源:曾主陶《湖南会馆往事》

活在死亡里

谭嗣同身上最突出的质素,莫过于一种深沉的情感。

谭记录了童年的一件小事。八九岁时,他随兄长去城南的私塾上学,那里离一处乱葬岗不远,“少人而多鬼”,颇为荒凉。时常能看见堆叠的人头,被遗弃的尸骸,残破的棺材……每到清明,遍地哭声,纸灰飞入庭院。年幼的他还不明白死亡的意义,看到这些景象,自然多愁善感起来。一个夏日的午后,他与仲兄嗣襄在一起玩耍,嗣襄忽然离开,他孤身一人被留在这阴森之地,情不自抑地嗷嗷大哭。恐惧和痛苦,在这一刻有了具体的样子。

童年就是这样,有一大把时间用来虚度,却在某一两个时刻成长。这就是谭嗣同成长的契机。长大之后,他自认是一个“恨人”,对生命有一种苍然之感。

光绪二年(1876),北京暴发疫病,来势汹汹。谭嗣同的二姐先染病,母亲前来探视,也被传染,接着家里几乎人人患病。二姐很快病故,四天之后,母亲去世,再过一天,长兄也身亡。仅仅五天,就失去了三位至亲,怎能不悲痛欲绝!

然而,灾难并没有停止。这次横疫,谭嗣同足足看见六位亲人离开人世。家主谭继洵觉得自己必死无疑,还写下遗嘱交托后事。

当时,谭嗣同也染疾,严重时昏迷不醒,滴水未进,“短死三日”,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。由于害怕传染,谭继洵带全家搬了出去,只留下妾氏卢氏照顾嗣同。老师欧阳中鹄常来探望,为之熬药喂汤。谭嗣同卧床数月,总算死里逃生,谭继洵为其取名“复生”。

死亡,在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母亲死后,再没有人对谭嗣同爱之深、责之切了。而庶母卢氏对他相当不善,经常挑拨父子之关系。这段往事,谭嗣同不曾在书信中记录过,我们只能在其师友的回忆中看见。欧阳中鹄目睹悲剧之发生,却无能为力:“谭生受厄家庭,毫无生人之趣……能与子言孝,不能与父言慈。”后来,谭嗣同在《仁学•自序》说:“吾自少至壮,遍遭纲伦之厄,涵泳其苦,殆非生人所能任受。”

“纲伦之厄”背后的传统,不得不让人深思。严厉的母亲代表妇女的“美德”,恶劣的庶母则代表宗法秩序黑暗的一面。传统的两极不断撕扯着少年的内心,几乎快将他撕裂。

仲兄谭嗣襄填补了谭嗣同内心的缺口。谭嗣襄大谭嗣同八岁,两人幼时便一起读书,相伴着度过了不少寂寞时光。长大后一起参加乡试,感情深厚。光绪十四年(1888),谭嗣襄赴台湾,两人分手时,谭嗣同写下一首凄恻动人的离别诗:

燕燕归飞影不双,秋心零落倚船窗。

波声和梦初离枕,山色迎人欲渡江。

泪到思亲难辨点,诗因久客渐无腔。

填胸孤愤谁堪语,呜咽寒流石自淙。

光绪十五年(1889),随父亲在兰州的谭嗣同回到北京,和仲兄约好一起赴试。25岁的谭嗣同带着最疼爱的侄子重游宣武门,细数年少的一点一滴,可是小侄子无法理解,他只能感叹:“以为非仲兄无足以言此。”然而,噩耗随之传来,谭嗣襄在台湾病逝了。徐氏所生的三子二女中,仅剩下谭嗣同一人。

光绪十六年(1890),不能理解他的小侄子也离开了人间。又一年,谭嗣同的独子还没满一岁就夭折了。死亡,死亡,还是死亡。童年以来的苍然之感,至此已经无法化解,成为他性格的底色。

死亡和别离或许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常态,只不过谭嗣同年纪轻轻就饱尝了这种痛苦。不断积累的生命之沉重,让他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:如果人生,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戛然而止,归于阴暗的坟墓,那么,活着究竟还有什么意义?

这一生,他都在追求一个答案。这个答案,不仅可以为他提供人生的意义,还能够化解生命的悲戚和生存的迷惘。

万物有理

死亡是谭嗣同人生的一个关键词,另一个关键词则是游历。

在《三十自纪》中,他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记录自己的游历生涯,颇为自豪。他计算自己的旅行“合数都八万余里,引而长之,堪绕地球一周”。

他的游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:光绪三年(1877),做京官十七年之久的谭继洵外派到甘肃任职,此后大约十年,谭嗣同往返于甘肃与湖南之间;光绪十六年(1890)之后,谭继洵就任湖北巡抚,谭嗣同便以两湖为中心,游历江浙、北京各地。

谭嗣同来到西北之后,浪漫的天性得到释放。他自小喜欢舞刀弄剑,梦想成为一个侠者。在秦陇大地,这个年轻人可以尽情引剑纵马。当时,谭继洵常常要巡视军旅,谭嗣同则与士卒一起出巡打猎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隆冬,谭嗣同引马疾驰,七天七夜,奔袭一千六百余里。山高谷深,四下无人,天地之间只有孑然一身。路途劳累,又饥又渴,他便凿冰作水。奔袭结束的那天,他大腿上的肉磨得一片狼藉,众人看见都心惊胆跳,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。

十八岁那年,谭嗣同在自己的照片上写下一阕《望海潮》:

曾经沧海,又来沙漠,四千里外关河。骨相空谈,肠轮自转,回头十八年过。春梦醒来波,对春帆细雨,独自吟哦。惟有瓶花数枝,相伴不须多。

寒江才脱渔蓑,剩风尘面貌,自看如何?鉴不因人,形还问影,岂缘酒后颜酡?拔剑欲高歌,有几根侠骨,禁得揉搓?忽说此人是我,睁眼细瞧科。

少年走南闯北多年,稚嫩的面容已历风霜,胸中自有豪迈之气概。“几根侠骨”,正是他少年英气的写照。

侠气纵横,是浪漫的性格使然。讲武论兵,是为了世事阅历。游历之旅也有赶赴科举、名落孙山的辛酸,仕宦是不得不走的人生道路。此外,他的心中除了个人之孤寂,也渐渐容纳下众生之苦。他这一路见过很多苦难,写过很多忧国忧民的诗句,比如《六盘山转饷谣》:

马足蹩,车轴折,人蹉跌,山岌嶪,朔雁一声天雨雪。舆夫舆夫,尔勿嗔官。仅用尔力,尔胡不肯竭?尔不思车中累累物,东南万户之膏血?呜呼!车中累累物,东南万户之膏血!

最重要的是,谭嗣同的心灵有了一个归宿。

内心敏感的少年面对生活的种种变故,必然产生迷惘,随着年岁渐长,迷惘有增无减。这时,就需要一套破绽不大的思想,让自己心安理得地存在于混乱的世界中。对大部分中国士人来说,儒学扮演了这一角色,它告诉世人:宇宙是有目的的,世界是有意义的。

自理学诞生之后,有一套儒学观念非常流行。宇宙是一个自然的存在,由“气”组成,因此生活是真实的。这个“气”并非我们现在认为的物质,它是一个有精神生命的东西。“气”充盈天地之间,万千变化,遵循某种秩序。这个秩序,叫做“道”,有时也可称为“理”。这样看来,道不仅是人的意志,更是宇宙的“天经地义”

这套思想体系几乎可以解答一切困惑。天下不太平了,是不是君王不道?家庭不和谐了,是否做了有违纲常的事?内心不平静了,是否忘了坚守道德的初心?

光绪十年(1884),中法战争期间。谭嗣同洋洋洒洒写下一篇《治言》,里面是他眼中的世界。那个世界有三类国家,遵守道德的华夏之国,不守道德的夷狄之国和禽兽之国。可是,夷狄经常欺负礼仪之邦怎么办?谭嗣同提出了三个方案:和,战,守。就像宋人应对金人、蒙古人,明人应对女真人一样。经世致用,就是变通一下,在不违背道德的情况下,追逐一下功利。当然,最终极的解决方案还是道德。

不过,传统思想的自洽性也是它的隐患。心灵的秩序和天下的秩序是一致的,假如有一个地方出现问题,就有可能导致全面的崩塌。

谭嗣同。图源:网络

心之变局

中法战争爆发之后,赋闲在家的郭嵩焘说:“西洋入中国,诚为天地一大变。”同一时段,类似的“变局论”在国内层出不穷。据王尔敏等历史学者统计,从1844年到1898年,提出“变局论”的人不下80个,而其中超过六成(49人)在1884年后才发表了变局言论。

外族入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,但结果是,这些外族或被打服,或被安抚,或被同化。西方列强从海上而来,既无法战而胜之,也不能安抚同化。鸦片战争之后,很多人认为《南京条约》只是一纸和约,虽稍显屈辱,但于天下秩序无碍。等到西方侵略逐渐加剧,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,中国已经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。然而,这种觉悟的扩散与普及需要时间。

直到谭嗣同成长为一个儒家士大夫的时候,外力的震荡才从沿海冲击到了内地。“坚船利炮”之后,有“声光化电”,还有“”与“”。我们居住的地方,原来是一颗星球,与天上诸星并无多大不同,靠引力相互吸引。这样的话,宇宙没有天经地义的“道”,何来天尊地卑,如何划分阴阳乾坤五行,又怎么演变出华夏之秩序。难不成六经都是虚言,圣人都是扯淡?再一细想,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伦常,更是经不起推敲。

不过,传统依然吸引着人群。世界上有很多无法解答的难题,比如人性善恶,生命的意义,政治和道德的关系……这些问题只要存在一天,就有人会回归经典的解释。

光绪十六年(1890),谭继洵任湖北巡抚,谭嗣同也移居武汉。武汉是一个崭新的大都市。湖广总督张之洞把这里打造成了洋务重镇。博学的传教士、外国的商人、年轻有为的士人、图强的官员,汇聚在张之洞的大旗之下,酝酿着一场风暴。

与总督府的轰轰烈烈相比,巡抚衙门则显得有些寂静。谭继洵对洋务无感,平日里深居简出,一心做个循规蹈矩的好官。不过,他曾请一位传教士为家里的女性做切除乳房的手术,这是坚守男女之别的老古板做不到的。

对于这位父亲,我们不应做脸谱化的解读。谭继洵虽多次要求谭嗣同应举,但除此之外,他对儿子的种种叛逆行为并无多少干涉,有时甚至默默支持。谭嗣同死后,他曾写下一副挽联:“谣风遍万国九州,无非是骂;昭雪在千秋百世,不得而知。”所谓“不得而知”,其实在说,你们且看看吧,我儿必将名垂青史。

从1890年到1894年这五年时间,谭嗣同对西学的兴趣渐浓,大量购置西学书籍,从“声光化电”到史地政,无所不包。他时常感慨西学太难:“西法易者极易,难者极难。读《几何原本》五六卷后,则昏然莫辨途径……总之,算学及机器,尚非天下至难。有天下之至难而令人望而却步者,则舆地是也。”谭嗣同学的东西并不扎实,而且过于杂乱。不过,这些新知识足以搅乱他的内心了。

有好友指责他治学不纯、忘了本分,谭嗣同回信道:“嗣同之纷扰,殆坐欲新而卒不能新,其故由性急而又不乐小成。”性急而不乐小成,是浪漫之性格使然,也有可能是出于一种不安。不安于时局,不安于心灵的失调。既然科学知识“确不可易”,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回到天人合一的宇宙中去呢

在古代中国,人们认为历史是一种天道循环,上古是黄金时代,上古以后是衰落之世。这个观念非常精致:你不会太乐观,因为好时代会过去;也不会太绝望,因为坏时代也会过去;不会想要毁灭一切,因为上天会出手;不会无所作为,因为要革无德者之命;不会失去理想,因为过去实现过黄金时代;不会太过死忠,因为王朝更替是正常现象。因此,中国的儒士总是要高悬一个黄金时代,然后再温和地改变现状。

然而,天地变了。西方的强大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:历史是向前的,人类可以不断进步。今日之神奇,明日便化为腐朽。如此世道,怎么能不求变呢?

这段时间,能让谭嗣同开心的事,或许是老友重逢。

光绪十九年(1893),唐才常来到武汉。二人相识于十六年前,在欧阳中鹄门下朝夕相处了数月,成为亲密的朋友。唐才常不愿在家乡做一个教书匠,便来到武汉找工作。据唐才常回忆,谭嗣同平日里“如空山之云,天半之鹤,清高绝俗,不可稍干以私”,可是一听好友有求,便四处奔走,八方张罗。唐才常见好友如此费心,深感不安,希望他少与俗吏接触。

后来,唐才常得知两湖书院招生,便与谭嗣同商量,决定往考。谭嗣同为他筹集了一大笔钱。次年(1894)春,唐才常顺利考入书院。两人常常在一起讨论政治、探究学术,有时候彻夜不眠,感叹湖南士大夫太守旧,可是无力改变,激动时,竟双双落泪。

就这样,谭嗣同来到了他的三十岁。

寻道的人

光绪二十一年(1895),《马关条约》签订,惨痛的现实让谭嗣同不得不承认中国比不上西方。这时,距离谭嗣同写下《治言》,才过了十年而已。

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恩师欧阳中鹄,信中说:“苟平心而论之,实我夷而彼犹不失为夏。”和西方相比,我们才是夷狄。他甚至表示中国受欺负是咎由自取:“故西人之压制中国者,实上天仁爱之心使之也。”

谭嗣同希望在浏阳开算学馆,培养精通西学之人才,以开风气之先。他与唐才常向湖南学政江标上书,恳请其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。江标深表赞许,然而,当地官绅却十分反对。几经筹措,一个小型算学社在众人的敌意中成立。

与此同时,谭嗣同与唐才常开始在家乡大办矿业。

这些事业都非常烧钱,而且根本没有走出“洋务”的范围。可即便这种程度的变革,都激起了不小的反对。谭嗣同不由得感叹:“千回百折,始做到这种地步。”

一些师友站到了谭嗣同的对立面,他们认为“洋务”都没搞好,又怎么敢搞变法,更何况变法有损“圣人之道”。谭嗣同疾呼:“中国数十年来,何尝有洋务哉?抑岂有一士大夫能讲者?”

武汉,曾经朝气蓬勃的洋务重镇,如今看来却是无比腐烂。随处可见庸碌的掌权者、保守的官僚、顽固的士大夫,“如此黑暗地狱”,没有“一政一法”值得记录。谭嗣同感慨:“求去湖北,如鸟兽之求出槛絷;求去中国,如败舟之求出风涛。但有一隙可乘,无所不至。”甚至还想花钱购买英、俄领事馆的“绿卡”,以便政治避难。

他质疑高高在上的清政府,质疑千年以来的天下秩序,更质疑塑造这个天下的思想体系。正所谓“器既变,道安得独不变”。如今之计,只有“尽变西法”。

一年后(1896),谭嗣同来到上海。上海是中西文化碰撞最为激烈之地,也是新学之枢纽,各地的维新志士汇聚于此,讨论中国之未来,谭嗣同感到“同志渐多,气为之壮”。途中,他参观了传教士傅兰雅的格致书室。

格致书室里藏有无数稀奇的宝贝。有万年前之“僵石”,动植物痕迹存其中;有百试皆灵的“算器”,最愚昧之人只要会其用法,便能计算,还能将结果印成一张清单送出;有照相纸,能见人肝脏、肺肠、经络、骨血,隔着木头或者薄金属也能照出。傅兰雅还说,格致之学会日新月异,最终变得神妙无比。

世人常说西人强在器物,可是如果人心不齐、风俗不正,又怎么能创造出如此神奇之物呢?有没有一种可能:西方比“我大清”更“仁义”?

或许,谭嗣同想起了那位为家人做切乳手术的传教士。那位传教士名叫马尚德,救过无数中国人的性命。甲午战争之后,谭嗣同打算开发浏阳矿产,可是缺乏销路,马尚德为其联系上英国领事馆,支持其变法事业。最让谭嗣同印象深刻的是,马尚德千里迢迢来到中国,心中无时无刻不想着母亲,三天写一封信问候,每月按时寄钱,极为孝顺。谭嗣同看到之后,非常感动,甚至想到了自己的母亲。

西方没有伦常吗?中国之道德远胜西方?人性难道有华夷之分?如果人无分别,那么所谓“圣人之道”也必然是一致的,可这个道是什么呢?

后来,谭嗣同再度见到傅兰雅,傅兰雅给了他一本自己翻译的书——《治心免病法》。看完这本书之后,谭嗣同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。原书的作者是美国人,宣扬心灵治病。书中提到了“以太”的概念,以太是一种介质,可以传播光线、电、声音。傅兰雅在翻译的时候,多解释了一句,以太是一个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神秘之物,可以传播“心力”。

长久以来,谭嗣同有一个执念:宇宙和个人之间必有联系,这样生命才有意义。正是因为这一信念,他的灵魂才有栖息之所。儒家的天人合一已然崩解,恰好,西学的以太和“心力”给了他一个新的归宿。

但这里存在着两层“误读”。傅兰雅用中文翻译《治心免病法》,免不了入乡随俗,这是第一层“误读”;谭嗣同用驳杂不精的西学知识去理解《治心免病法》,这是第二层误读。这两层误读创造出一个不中不西的“怪物”。在近代之中国,这样的事比比皆是。

谭嗣同找到了道,开始回望中国的祸乱,以及人间的痛苦。他说:“傅兰雅精于格致者也,近于格致亦少有微词,以其不能直见心之本原也。”

“天理”的道,有如孱弱之中国,面目可疑;格致的道,有如强权的西方,面目可憎。真正的道,在“心学”。

傅兰雅。图源:网络

超出地球

光绪二十二年(1896)下半年,谭嗣同预告自己正在“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”。冲决网罗,也就是打破桎梏。

翌年(1897),《仁学》破土而出。

这本小书所希望回答的问题太多,既有民族的救亡,又有未来的规划,更有人类的终极关怀。它很驳杂、很模糊、很急切,正如谭嗣同之内心。过去的迷惘和焦虑都化作养分,滋养了《仁学》这朵颜色娇艳的花。

在《仁学》的世界里,以太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,不生不灭,连结万物。为了说明以太的作用,谭嗣同还引用了电、光、热力等科学名词。他所理解的以太,是一个类似于“气”的东西,有精神生命,因为连结一切,所以无所不知。

这样一个宇宙,是没有生死可言的。个人只不过是以太的聚散,人最终可以超越现实,融解到永恒的宇宙中去,死而不死。或许,只有这样,谭嗣同才能摆脱自童年以来就存在的死亡阴影。

宇宙之中,以太无处不在,所以万物都是相通的。《仁学》说,“仁以通为第一义”,又说“通之象为平等”,所以“仁”不再是儒家口中的亲亲尊尊,而是平等。

大家都是尘世之人,为何你是皇帝,我是庶民,我就得向你跪拜?为何你是丈夫,我是妻子,我就得依附于你?为何你是父亲,我是孩子,我就得由你掌握?平等才是真实的存在,大家为何要局限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号上呢?而现实是,虚假的“名”实在太多了,几乎笼罩了整个人间:权势、习俗、夷夏、利禄……“名”布下了天罗地网,必须将其冲破扫除!

两千年来之政是秦政,两千年来之学是荀学。谭嗣同借法国人之口,讲出“誓杀尽天下君主,使流血满地球,以泄万民之恨”的话,颇有种鱼死网破的味道。

很多开明之士,只是反对君为臣纲,而对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视而不见。谭嗣同经历过伦常之苦,所以痛斥一切不平等的家庭关系。他认为,女人只是男人泄欲的玩具,在这一点上,汉人甚至比不了一向轻视的满、蒙。他最为推崇朋友之伦理,因为在这种关系里,人人有自主之权,最为平等。兄弟关系则为其次。或许,他想起了深夜一起彻谈人生的唐才常,和早已远去天国的谭嗣襄。

可惜的是,《仁学》一书因为太过激进,谭嗣同不敢公开,只能偷偷给几位同道看。谭嗣同死后,他的两位好友唐才常和梁启超将《仁学》刊登于报,然而这两个版本都有所改动。这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,严复读完就说:“谭复生之《仁学》,四五读不得头脑。”

要读《仁学》,只能将其放入谭嗣同的人生之中,才能体会其意义。可以说,谭嗣同完成《仁学》之后,就注定了流血的命运。

他的人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。既然万物相通,既然个人并非局限于躯壳中的“小我”,既然死亡不可惧,那么,为了救赎时代,为了实现“仁”,又何惜此身。他在《仁学》中不断表达一个意思:“舍其身以为众生之牺牲,以行吾心之所安。”

这是一个怀疑的时代,也是一个信仰的时代。传统的瓦解,让他的心灵无处安放。新的信仰需要他去建立,也需要他去实现。如果拿不出献身的勇气,如何对抗黑暗的世俗?如何走向新世界?

他要为心中的真理而活,而死。

他曾自剖道:“嗣同纵人也,志在超出此地球,视地球如掌上,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。一死生,齐修短,嗤伦常,笑圣哲,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濛之外,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!”

躯体一文不值,精神永垂不朽。

《仁学》。图源:网络

神奇的湖南

在谭嗣同完成“冲决网罗”之学时,他的家乡——湖南,已经风云汇聚了。

湖南巡抚陈宝箴起用了一批变法人士,办公司,建学堂,设机器,造电灯,行轮船。湖南学政江标以新学取士,成立学会,还办了一个《湘学报》宣传新政,唐才常就在其中担任主笔。新成立的时务学堂,通过谭嗣同的关系,邀请了梁启超做总教习,康有为一党顺利进入湘省。一直被认为是“守旧”的湖南,“人思自奋,家议维新”,为天下风气之先。

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十月,德国强占胶州湾。此事一出,舆论哗然。梁启超上书陈宝箴,要求效仿窦融经营河西、郑成功守台湾,实行“湖南自立”。保持独立性,但不分裂于国,打造一个自主的变法之地。谭嗣同也说,官吏不可恃,如果我们不自救,湖南就会变成下一个胶州、下一个台湾,任人鱼肉。而且,他公然对陈宝箴表示,我们要尽早做“亡后之图”,无论天翻地覆,民权不能丢。

陈宝箴既担心列强瓜分之势,又怕上面对自己生嫌隙,只能有条件地接受某些主张。他曾说:“复生才气可爱,志气可忧。”不过,一个地方大员能做到这样,已是极为难得了。

陈宝箴。图源:网络

谭嗣同的变法只有一个宗旨:兴民权。达到这一目的有三个途径:“一曰创学堂、改书院;二曰学会;三曰报纸。”乍一看,这些主张并不激进。但其实,个个“包藏祸心”。

光绪二十四年(1898)二月,长沙南学会成立,依谭嗣同的设想:“今以行省设总学会……府、厅、州、县设分学会……凡会悉以其地之绅士领之,分学会各举其绅士入总学会,总学会校其贤智才辩之品第以为之差……于是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。”梁启超也说:“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,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,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。”

同年,保卫局成立。其功能与保甲多有类似,但是管事的人变了,原来是官,现在是民。谭嗣同说:“保卫局特一切政事之起点,而治地方之大权也。”湖南士人皮锡瑞看到这番言论,不由得感叹:“复生论保卫局事,可谓明目张胆而言之。”

时务学堂也教民权:“臣也者,与君同办民事者也。”当时,上课之后,学生要写札记,然后老师批改,梁启超作为老师,经常言及变法。谭嗣同虽不任职,却经常来学堂,让梁启超多言革命。于是学生们越来越激烈,由于大家都是寄宿,所以外界不知。直到学生放假回家,一些札记流传出去,才引起社会非议。

谭嗣同之“兴民权”,实为“兴绅权”,因为“绅为官民之中介”。有了绅权,哪怕守旧派不允许变法,也有了变法之实。讽刺的是,大约过了二三十年,绅士变成了坏词,劣绅成了全民之公敌。这群“劣绅”大多是在清末新政之后崛起的,而清末新政又是基本照搬戊戌变法“兴绅权”的内容。正应了那句话:今日之神奇,明日便化为腐朽。

光绪二十四年(1898)春天的长沙时时在演绎神奇,处处充满了生机。报纸风行,学会林立,新学兴盛。梁启超后来回忆道,“余平生所历,钟刻于神识中最深者,莫如丁酉、戊戌间之在长沙时”,一群维新志士齐心协力提倡和实践新学。谭嗣同向梁启超介绍了唐才常,在梁的印象里:“谭浏阳与唐浏阳,血性之热烈同,性格之卞急同,学问之幽隐僻奥同。”

然而,即便在全国最富有朝气之地区,谭嗣同的身边也只有寥寥几道身影。

梁启超。图源:网络

新旧之争

当时的湖南存在两个阵营,一个新,一个旧。

谭嗣同、唐才常是新派中最激进者。新派还有一群稳健的人,比如陈宝箴、黄遵宪、熊希龄,他们是新政的主持者和实际操作者。旧派则是湖南的一些绅士,比如王先谦、叶德辉。

提起旧派,我们脑海中可能会出现一个顽固不化、气急败坏的老夫子形象——这其实是一种误解。甲午战争之后,中国基本上没有纯粹的守旧派了。哪怕是仇西学至深者,也要委婉地说“图自强”。许多旧派人士内心亦赞成变法。南学会成立时,王先谦极为赞成,他说:“天下学术,断不能尽出一途。”对于谭嗣同、唐才常创办的《湘报》,王先谦盛赞:“湘报刊行,见闻广远,开拓民智,用意甚善。”那么,旧派后来为何要反戈一击呢?

我们只有弄懂这一点,才能理解谭嗣同之孤独。

维新派认为学习西方技艺不足以救国,还得学习西方之政治。谭嗣同更激烈一些,要求“尽变西法”。王先谦认为,学习技艺并无问题,问题是根本没有把西方的工艺学到手。甲午战败也并不证明以前建设海军是错误,只表示海军建设得不够。

王先谦说:“康梁今日所以惑人,自为一教,并非西教:其言平等,则西国并不平等;言民权,则西主实自持权。康梁谬托西教,以行其邪说,真中国之巨蠹。”言下之意,你们一个个说学西法,却全是自出“新意”,不仅西法学不到,还反生破坏。1898年6月,向陈宝箴请求整顿时务学堂,用的就是这个理由。

陈宝箴下令调阅学生的札记,其中自然有“民权平等”“无君无父”之说,甚至还有“排满”的言论。有人指责时务学堂媚事康党,唐才常回应道,我等早就赞同民权,和康党不康党毫无关系,当今之世,若不高举平等之大旗,怎么挽救天下浩劫?

有趣的是,“民权”和“平等”并非康有为推崇之主张,却成为旧派的攻击目标,承担了主要的火力。更为激进的谭嗣同则很少受到直接攻击。而谭嗣同构想之“民权”,又有很多悬想的成分。可以说,新旧两派都不懂西学,都在自出“新意”以救世。

旧派注重中西文化竞争。他们认为,以力之强弱来分教之高低十分不妥。甲午之战,日本打赢了,日本之文教就是文明的,中国之文教就是落后的?自从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以来,三尺童子都在讲民权、讲改制、讲王安石。千百年之事,一朝就否定之,西学不一定学得会,中学一定先灭亡。

谭嗣同等人深感亡国的临近,唯有变法,才能救中国。就像梁启超后来说的,国不能保则教亦不能保。旧派对于时局的观感没有这么急迫,他们认为中国地大物博,完全有转圜的余地,只要能够站稳中学的立场,有序地引进西学,就能在文化竞争中获胜。

在新与旧的轮番撕扯中,谭嗣同冲破了天罗地网,道变了,宇宙变了,心变了,回头望去,却发现和周围的人越走越远。

光绪二十四年(1898)三月,《湘报》发表了一篇《中国宜以弱为强说》。该文主张:(一)西法与中法相参;(二)西教与中教并行;(三)君权与民权并重;(四)黄人与白人通婚。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触及到了旧派的底线,连新派的一些人都觉得太过了。远在武昌的张之洞致电陈宝箴,要求“设法更正”。

随后,陈宝箴调阅学生札记。有流言说,学堂各教习以为巡抚大人起疑心,于是临时涂改札记。陈宝箴命谭嗣同的恩师欧阳中鹄写信责问,谭嗣同回应道:“平日互相劝勉者,全在杀身灭族四字,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?……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,方有复兴之望。不然,则真亡种矣。”时局危殆至此,恐怕只有鲜血才能警醒世人。

欧阳中鹄回信道,陈宝箴对新派多加约束,意在保护你们。

谭嗣同看到信之后,跟唐才常说,这位老师已经与我们分道扬镳了,只有面谈才能讲清彼此的分歧。

当时,谭嗣同受光绪帝征召,准备赴京。离开之前,他去老师家辞行,侃侃而谈进京要做哪些大事,说到后面,气氛渐渐冷下来。欧阳中鹄反驳了几句,双方最终不欢而散。次日,这位老师给学生写了一封信,劝他不要锋芒太露:“望弟善藏其用,留俟彼时为四万万黄种立命,千万至祷。”

而谭嗣同并没有听老师的话。

王先谦。图源:网络

彗星陨落

光绪二十四年(1898)四月,光绪帝下诏起用康有为、谭嗣同等五人。

谭嗣同似乎看见了转机,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:“我此行真出人意外,绝处逢生,皆平日虔修之力,故得我佛慈悲也。”他北上赴鄂,抵达武汉之后生了一场大病,不得不休养十余日。期间,他还拜访了张之洞,张讽刺道:“君非倡自立民权乎?今何赴征?”谭回答道:“民权以救国耳,若上有权,能变法,岂不更胜?”

张之洞。图源:网络

谭嗣同入京,是否说明他变得不那么激进了?近代人物的思想处于复合状态,脑中常常存在不同的、对立的观念,况且思想与政治作为并非亦步亦趋。谭嗣同入京,可以是权宜之计,可以是由兴民权转向变法,也可以是两者皆有。

进京之前,谭嗣同不断提到对未来的期待,说圣恩浩荡,“力疾一行”。好友劝他“不如早归”,他不为所动,仍拖着病体北上。在湖南新政陷入沉寂之后,有机会参与全国之变法,这的确是一个救世的机会。同时,他与唐才常密谋联络湖北的哥老会。当时,哥老会那边“择其中年壮勇悍者数十名”,供驱使。谭说时候未到,劝其好好练武,以待时机。

待到谭嗣同入京时,已经是百日维新的后期了。朝堂之上,新旧两党的交手比湖南更为激烈,可谓是危机四伏。维新党人无时无刻不在面对后党的敌意,官员的敷衍,谣言的中伤。敌强我弱,势单力薄。甚至维新派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。谭嗣同写信给唐才常说:“刘(光第)愿者,虽不奋发,而心无他。然可虑者,杨叔峤(杨锐)跋扈,媚旧党而排南海(康有为),复生愤与之争,叔峤不纳。”

变法走到这里,更多靠的是皇帝的权威。

七月末,光绪皇帝和慈禧说想开懋勤殿以议制度。康有为一直想在清朝的体制之外,建立一个议政机构,这是对慈禧权力的直接挑战。帝后应该爆发了一场争论,结果自然是太后胜利。七月三十日,光绪帝召见杨锐,说“朕位且不能保”。那时,维新党人早已预见了皇帝被废黜的前景,密谋用非常之手段,解决帝后之矛盾:诛荣禄,围颐和园,废西后。

八月三日,光绪帝前后两份密诏送到了谭嗣同、康有为面前,谭嗣同提议“袁世凯可属大事”。同一天,谭嗣同急电唐才常,“速偕同志,来京相助”。晚上,谭嗣同来到法华寺,对袁世凯说,荣禄阴谋弑君,大逆不道,必须速速除去。他要袁世凯带兵入京,一半围颐和园,一半守卫皇宫。袁世凯惊讶地问道,为何要围颐和园。谭嗣同则说,“不除此老朽,国不能保”;还说不用你动手,我亲自来,你只用“诛荣禄,围颐和园耳”。袁世凯表面同意,一转头就将此事泄露。

袁世凯告密是否引发了戊戌政变?学界颇有争议。一部分人认为,政变并非袁世凯告密而起,但是袁告密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。相比于西太后、袁世凯这些深谙权术之人,维新党人确实太过幼稚。

京城风云变幻,一场政变以雷霆之势降临。八月六日,南海会馆被查抄(康有为在前一天已经出逃),谭嗣同与梁启超知道事不可为,便找到传教士李提摩太,想让他设法保护皇帝。梁启超去日本使馆,见伊藤博文,营救康有为。当天晚上,谭嗣同与梁启超说起佛理,已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了。

八月七日清晨,谭嗣同入日本使馆与梁启超相见,劝其去日本避难,并将诗文书稿相托。最后,他说:“不有行者,无以图将来;不有死者,无以召后起。”日本友人劝他离开,他说:“各国变法,无不从流血而成,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,请自嗣同始。”

六天之后,谭嗣同从容赴死,年仅三十四岁。

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例死亡了。经过后世的不断追怀与书写,谭嗣同之死多了一些传奇色彩。谭延闿写道:“临刑神采扬扬,刃颈不殊,就地上劙之三数,头始落,其不恐怖,真也。”还有人说用钝刀砍了三十多刀,堪比锯头。

梁启超之弟梁启勋曾回忆谭嗣同与梁启超诀别的场景,谭嗣同说了四点不走的理由:“一、大概往后十年八年,国内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。逃亡的话,我既不会讲英语,又不会讲粤语,而华侨多是广东人,我的一切活动能力都会消失,成为废料。二、我父亲在官,我跑了,一定株连家属。三,我有肺病,寿命不会很长了。四、世界史先例,政体转变,无不流血,让我来做个领头人吧。你该逃生,我则待死。”

谭的好友刘善涵说,谭嗣同死前烧掉了所有书信,却留下一封父亲责骂他的信件,慈禧看到之后,便对谭继洵放下戒心。

这些讲述者并非亲历者,却说的有头有尾,真实性存疑。即便是梁启超,对于好友的书写也不尽实。就比如,他在《谭嗣同传》里写道,谭不走是因为“不有行者,无以图将来;不有死者,无以酬圣主”。这明显是梁启超的想法。他刊登的《仁学》也删去了不少激烈之语。

其实,对于谭嗣同主动赴死,无须增添其悲壮的色彩,也不用非要盖上“为变法而死”的大旗。正如《仁学》里说的那样,渺小的个人总归要融解到永恒的宇宙中去。能够超越死亡的只有永恒,永恒不属于现实,而归于精神的世界。

中国近代之烈士有一个共同点——殉道的勇气。不论信仰为何,信仰的那一刻,他们便是永恒的。肉体陨灭,如同彗星陨落,后继者看到的是一道果决的光。自那以后,烈士总是成群出现,谭复生“死而复生”。

参考文献:

谭嗣同:《谭嗣同全集》,中华书局,1981年

梁启超: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年

张灏:《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一一谭嗣同思想的分析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4年

贾维:《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》,湖南大学出版社,2004年

罗志田:《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: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》,《历史研究》,1998年第5期

出处:最爱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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栏目:历史

2024-03-29[顶] 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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