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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始皇继承人之谜:司马迁骗了我们两千年?

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,途中重病倒下。

临终时,他赐书扶苏曰:“与丧会咸阳而葬。”这是一句隐语,赶紧回到咸阳主持葬礼,言外之意就是继承帝位。

但这次权力交接相当仓促,秦始皇直到病重时才确定嗣君,此乃政治上的大忌。随后,秦始皇在沙丘病逝,赵高说服皇子胡亥、丞相李斯合谋篡改遗诏,逼死扶苏,秘不发丧回到咸阳,拥立胡亥继位,是为秦二世。

在司马迁笔下,沙丘之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阴谋之一,胡亥诈立是秦朝暴亡的重要一环,它使得这个新生的朝代丧失了一次可能的转机,从而加速其灭亡的速度。千百年来,这一“史实”几乎成了共识。

不过,也有历史学家对此政治阴谋提出真实性质疑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指出,《史记》中李斯和赵高的密谋、赵高劝胡亥夺位的计策是“秘中之秘”,不容他人知晓,当事人更不会事后外泄,沙丘之变应有后人“创作”的成分。然而,我们毕竟没有接触到异于《史记》的叙述,便无从推翻这一记载。

近些年来,一些地下文献重见天日,沙丘之变的另一副样貌出现了。人们不禁产生这样一个疑问:难不成秦朝政治史真的要改写了?

秦始皇画像。图源:网络

01

2015 年,《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(叁)》全文公布了汉简《赵正书》的内容。

赵正即秦始皇,《史记•秦始皇本纪》载:“(嬴政)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,及生,名为政,姓赵氏。”《赵正书》记录了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至秦亡的部分历史细节,正是《史记》中胡亥诈立的时间段。

《赵正书》的开篇就和《史记》很不一样:“昔者,秦王赵正出游天下,还至柏人而病。病笃,喟然流涕长太息,谓左右曰: 天命不可变欤?吾未尝病如此,悲□……”秦始皇为自己算过命,到五十岁就会死,他出游天下正是为了逆天改命,没想到最终还是生了一场大病。

秦始皇预感自己行将就木,于是召见李斯说道:“吾霸王之寿足矣,不奈吾子之孤弱何。……其后不胜大臣之纷争,争侵主。吾闻之:牛马斗,而蚊虻死其下;大臣争,齐民苦。吾哀怜吾子之孤弱,及吾蒙容之民,死且不忘。其议所立。”他害怕身故之后,大臣内斗,殃及小民,便让李斯推荐嗣君。

李斯并没有立刻说出自己的想法,而是大肆吹捧秦王功业,说自己会鞠躬尽瘁。秦始皇流泪说道:“吾非疑子也。子,吾忠臣也。其议所立。”

于是,李斯和冯去疾顿首进言:“请立子胡亥为代后。”

秦始皇曰:“可。”

此时,赵高还只是一个戴罪的“隶臣”,没有资格参与其中。按照这一叙述,胡亥乃是合法继承皇位,自然就不需要通过阴谋夺取皇位。

《赵正书》之后的内容基本与《史记》相近。胡亥继位之后,杀扶苏、蒙恬,子婴进谏,胡亥不听。后欲杀李斯,李斯在狱中为自己抗辩,自呈七罪,实际是陈述自己的功劳,胡亥还是不听。在《赵正书》中,很多决策都是胡亥自己做的,而非受到了赵高的唆使。

当胡亥下令诛杀李斯时,子婴再度进谏:“不可。夫变俗而易法令,诛群忠臣,而立无节行之人,使以法纵其欲,而行不义于天下臣,臣恐其有后咎。大臣外谋而百姓内怨。今将军章邯兵居外,卒士劳苦,委输不给,外毋敌而内有争臣之志,故曰危。”这一段《史记》未载。

最终,胡亥还是杀了李斯,让赵高行丞相事。没过多久,赵高杀了胡亥,章邯回师咸阳,杀了赵高。至此,全文结束。

丞相李斯最终死于他推崇的严刑峻法。图源:影视剧照

《赵正书》最后还有一句评语:“曰:胡亥所谓不听谏者也,立四年而身死国亡。”胡亥是因为不纳谏才导致亡国。这说明,《赵正书》在成书之后还流传了一段时间,抄写者以史为鉴,便加了一段评语。学者推测《赵正书》大概成书于西汉早期。

可以想象,《赵正书》的作者和司马迁在撰写作品时,应该参考了部分相同的史料。只是出于某些原因,他们对于秦二世继位一事的记录产生了矛盾之处。

2013年,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简牍中,有一枚秦二世元年的文告,全文如下:

天下失始皇帝,皆遽恐悲哀甚,朕奉遗诏,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,律令当除定者毕矣。元年与黔首更始,尽为解除流罪,今皆已下矣。朕将自抚天下,吏、黔首,其具行事已,分县赋援黔首,毋以细物苛劾县吏。亟布。

大意为,始皇帝死了,我奉遗诏继位。我为父皇安排了盛大的宗庙仪式,废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。天下更始,我当减缓刑罚,抚慰天下,施惠百姓,宽待县吏。换言之,胡亥即位之后,为了笼络人心、稳定政局,向天下宣示自己是一个礼敬父亲的好儿子,宽仁待民的好皇帝。

这一段文字似乎可以和《赵正书》相印证,但并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证据。毕竟,哪一个皇帝在即位之后不是把自己包装成贤明的圣君?假如胡亥真如诏书里说的一样,那么他的历史评价便不会如此之低了。出土文献的价值,在于它们深埋地下,避开了后世人们出于各种动机的篡改。然而,只要是人写的东西,就避免不了有意无意的“修饰”。

回到开头的问题,秦二世到底是不是合法继位?其实,可以换一个问法,是相信《史记》,还是相信《赵正书》?一个是职业史官司马迁写下的巨著,一个是不知为何人写下的类似小说家言的作品。两相比较,似乎高下立判,但这依然是一个难解的问题。

司马迁画像。图源:网络

02

秦始皇三十七年(前210),胡亥登上历史舞台。这一年,秦始皇出游,“少子胡亥爱慕请从,上许之”。此时,胡亥已经年满二十,秦始皇带其出巡,不单单是游山玩水,应有训练政务之意。

当时,困扰秦始皇最大的问题就是东方社会的貌合神离。历史上著名的“焚书坑儒”,更像是一场失控的文化战争。翦伯赞曾说:“秦代的政府不是一开始就准备对于古典文献,不分青红皂白,非秦者烧;对于知识分子,不问轻重首从,反秦者坑。反之,他们曾经从六国的宫廷和民间搜集了几乎是全部的古典文献,我们因知焚书坑儒并不是秦代政府预定的计划之执行,而是逐渐演进出来的。”

封禅时,有人讥讽“秦始皇遇风雨”;在咸阳宫设酒宴时,有人公开主张分封,反对郡县制;追求长生时,有方士非议皇帝滥杀……这些事件,前后相衔,不断层累,加剧了秦始皇内心的紧张。如此一来,秦始皇必然担心未来的嗣君会不会投向东方,颠覆自己开创的丰功伟业。这可能也是秦始皇晚立嗣君的原因之一。

这时,扶苏劝谏道:“天下初定,远方黔首未集,诸生皆诵法孔子,今上皆重法绳之,臣恐天下不安。唯上察之。”扶苏想为秦朝争取一个安宁的舆论环境,安抚东方精英,徐徐图之。然而,容忍这些反体制的议论,无异于站在了秦始皇的对立面。接着,扶苏就被派往上郡监军。

扶苏为人仁厚,能够与东方精英合作,看起来似乎是秦朝转型的最佳人选。然而,也正是这些优势,使他在秦始皇心中的地位越来越低。扶苏外放的两年后,收到了赐死的诏书,蒙恬劝他不要轻易自裁:“今一使者来,即自杀,安知其非诈?请复请,复请而后死,未暮也。”扶苏却说:“父而赐子死,尚安复请!”如果不是扶苏性格太过迂腐,那便是他已经知道父亲弃用自己之意,故丝毫不怀疑诏书的真假。

扶苏离开政治中枢之时,胡亥请求跟随秦始皇出巡,得到了同意。

贾谊曾记录胡亥的一则童年故事:“二世胡亥之为公子,昆弟数人。诏置酒飨群臣,召诸子赐食先罢。胡亥下陛,视群臣陈履状善者,因行践败而去。诸侯闻之,莫不大息。及二世即位,皆知天下之弃也。”胡亥身为公子,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践踏群臣的鞋子,不知礼节。然而,他的一众兄长不敢指责,只能叹息。这足以证明胡亥在诸公子中的特殊地位。

胡亥长大之后,赵高为其师。赵高此人“通于狱法”,与东方精英不是同路人,不正符合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“以吏为师”的宗旨吗?而且,他与蒙氏兄弟交恶,与军功将领也不是同路人。值得一提的是,赵高犯罪之后,秦始皇让蒙毅“以法治之”,使二人交恶,但最后主动赦免赵高的还是秦始皇。

“底牌”已然清晰可见:站在扶苏这边的,是军功集团,估计还有一些东方精英;站在胡亥这边的,是尚法的赵高,以及自始至终支持秦始皇的丞相李斯。

这样看来,秦始皇立胡亥为继承人是相当合理之事。

司马迁说秦始皇临终指定扶苏为继承人,但《史记》中也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记载,透露出秦始皇瞩意的人选是胡亥。

比如,《史记》记载,胡亥继位之后,欲杀蒙毅,对其说道:“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。今丞相以卿为不忠,罪及其宗。朕不忍,乃赐卿死,亦甚幸矣。卿其图之!”此处显示秦始皇曾有意立胡亥为太子,蒙毅不同意。

对此,蒙毅反驳道:“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,则臣少宦,顺幸没世,可谓知意矣。以臣不知太子之能,则太子独从,周旋天下,去诸公子绝远,臣无所疑矣。夫先主之举用太子,数年之积也,臣乃何言之敢谏,何虑之敢谋!非敢饰辞以避死也,为羞累先主之名。”蒙毅承认胡亥为太子,还说秦始皇立胡亥是“数年之积”的郑重考虑,他怎么敢反对?当然,蒙毅完全可能是出于自保才说的这番话,但是,“太子独从,周旋天下,去诸公子绝远”应是事实无疑。

胡亥继位之后的所作所为,颇有遵循秦始皇之意味。他也模仿父亲巡游天下,回到咸阳之后,赵高进谏:“先帝临制天下久,故群臣不敢为非,进邪说。今陛下富于春秋,初即位,奈何与公卿廷决事。事即有误,示群臣短也。天子称朕,固不闻声。”于是,胡亥开始常居禁中,很多人由此将胡亥视为赵高的傀儡。其实,居于深宫是法家的统治术之一,所谓“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”。

当然,即便我们相信胡亥是合法继位,也改变不了他是一个昏庸残暴之君的事实。他既无其父的手段,又在危机重重时对内行杀戮之道,对外滥用民力,必然亡国。

秦二世。图源:影视剧照

03

沙丘之变的疑点还有很多。

不管是早于《史记》的《新语》《新书》《淮南子》《春秋繁露》,还是稍晚的《盐铁论》等,都很少涉及二世篡位的问题。这本是否定秦朝的一大关键,没有道理不拿出来大说特说,但除了《史记》,汉初的文献鲜少提及。陈胜起义时说:“天下苦秦久矣。吾闻二世少子也,不当立,当立者乃公子扶苏。”这段话里,陈胜强调的是扶苏比胡亥更适合为君,假如扶苏为嗣君,直接斥责胡亥篡位即可,无须纠结当不当立。

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,有这么一段话:“始皇既立,并兼六国,销锋铸鐻,维偃干革,尊号称帝,矜武任力,二世受运,子婴降虏,作始皇本纪第六。”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交代《史记》各个章节的写作理由,完全是出自自己之手,不需要引用史料,却没有怀疑胡亥继位的合法性。

这么多疑点摆在一起,是不是说明司马迁有“发明历史”之嫌疑?

《史记》中,关于胡亥篡位的言论不止一处。汉高祖刘邦想要易储,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为太子,结果遭到了功臣集团的反对。叔孙通说:“秦以不蚤定扶苏,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,自使灭祀,此陛下所亲见。”樊哙等人说:“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,定天下,何其壮也!今天下已定,又何惫也!且陛下病甚,大臣震恐,不见臣等计事,顾独与一宦者绝乎?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?”可见,汉帝国统治集团都认为胡亥乃是篡位。

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载,秦二世即位之初,对赵高说:“大臣不服,官吏尚强,及诸公子必与我争,为之奈何?”赵高回答:“臣请言之,不敢避斧钺之诛,愿陛下少留意焉。夫沙丘之谋,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,而诸公子尽帝兄,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。今陛下初立,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,恐为变。”言下之意,秦二世地位并不牢固,公子怀疑,大臣不服,必须要下杀手才能确保帝位不失。

事实上,秦二世的确在很短的时间内大行杀戮之事:长子扶苏、大将蒙恬、大臣蒙毅、丞相李斯、重臣冯去疾、冯劫、秦二世的兄弟姐妹……这般景象放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也是极为罕见的。

《史记》载: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,议其罪独后。”秦二世派使者对公子将闾说:“公子不臣,罪当死,吏致法焉。”将闾回答:“阙廷之礼,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;廊庙之位,吾未尝敢失节也;受命应对,吾未尝敢失辞也。何谓不臣?愿闻罪而死。”使者说:“臣不得与谋,奉书从事。”也就是说,将闾毫无入罪的嫌疑,使者无法解释,只能说这是上面的意思。将闾自知难逃一死,仰天大呼,喊天三次: “天乎,吾无罪!”于是同两位弟弟拔剑自杀。

另一位公子高在看到宗室相继被处死之后,本想逃走以求生,但念及家人很可能因此遭遇不幸,于是主动赴死,得到了一个“体面”的结局。

《史记》中还有一个细节:“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,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,无得立者。”这里的“少近官三郎”,《史记索隐》认为是中郎、外郎、散郎,《史记正义》认为是议郎、中郎、散郎,无论哪一个说法正确,都指的是皇帝身边的“近侍之臣”。不难推测,这些人都是被杀人灭口了。如果没有沙丘之谋作为背景,很难理解秦二世如此滥杀的行为。

胡亥篡位一事,散见于《史记》各处,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“证据链”,如果是司马迁“造假”,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。至少可以说明,在西汉初年,人们对于秦亡的记忆中就有胡亥篡位的景象,司马迁只不过是将这种记忆忠实地记录下来罢了。或许,《赵正书》代表的是另一种历史记忆,只是这种记忆被人遗忘,埋进了土里。正如秦二世缓刑恤民的文告传到了益阳,但人们依然认为胡亥不当立。

关于沙丘之谋,距离秦亡仅有百年的司马迁,尚无法探明真相,今人距离秦亡已有两千余年之久,看到的材料也远远少于司马迁,自然无法轻易得出结论。因此,在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,司马迁的叙事不能轻言改写,但是可以保持存疑的态度。

赵高。图源:影视剧照

04

秦为何亡?汉为何兴?这是西汉人反复追问的问题。

楚汉时期,人们认为“秦失其鹿,天下共逐之”,也就是说,皇帝之位就在眼前,大家各凭本事,能者居于其上。贾谊《过秦论》里说:“诸侯起于匹夫,以利合……名曰亡秦,其实利之也。”函谷关一被攻破,曾经横扫天下的秦军露出疲态,人们意识到,关中之地,并非固若金汤,反秦实为有利可图之事。

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怀王之约,“先入定关中者王之”。汉高祖五年(前202), 刘邦置酒洛阳南宫,让部下议论自己为何有天下,项羽为何失天下。众人说“陛下与天下共其利”,刘邦则说:“夫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,吾不如子房;填国家,抚百姓,给饷馈,不绝粮道,吾不如萧何;连百万之众,战必胜,攻必取,吾不如韩信。三者皆人杰,吾能用之,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,此所以为我禽也。”

藏在这句话背后的是这样一个观念:刘邦依靠个人魅力,获得了人才的支持,夺得了天下。一切都取决于人。

刘邦画像。图原:网络

汉初,有识之士观察历史的每个角落,分析各种人力造成的历史可能性。《赵正书》的结尾说“胡亥所谓不听谏者也,立四年而身死国亡”,便是提供了一种解释。类似的解释还有很多,二世残暴,权臣倾轧,刑罚太过,内部离心等等。

一旦江山稳固,“人”的力量便不合时宜了。陆贾曾对刘邦说:“乡使秦已并天下,行仁义, 法先圣,陛下安得而有之?”刘邦对此“不怿而有惭色”。汉兴既然不是必然,那么有人取而代之也是合理之事。后来,刘邦讨伐黥布时受伤,吕后请人医治,刘邦骂道:“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,此非天命乎?命乃在天,虽扁鹊何益!”此时,秦亡汉兴已经笼罩上一层“天命”的外衣。

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的时候,恐怕也非常迷惘。一方面,《史记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帝国坠落的图景,各路诸侯纷纷登场,展现“人”的力量。另一方面,司马迁在博览群书之后,无法不生出这样一种感慨,汉兴难道不是天命吗?

《史记•秦楚之际月表》序说:“太史公读秦楚之际,曰:初作难,发于陈涉;虐戾灭秦,自项氏;拨乱诛暴,平定海内,卒践帝祚,成于汉家。五年之间,号令三嬗。自生民以来,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。昔虞、夏之兴,积善累功数十年,德洽百姓,摄行政事,考之于天,然后在位。”古代帝王耕耘数十年才得以在位,而汉之兴起也就短短数年的时间,面对如此奇怪的历史走向,司马迁不由得发出感慨:“岂非天哉,岂非天哉!”

如今的我们看待秦亡汉兴,虽然不致发出“岂非天哉”的感叹,但总是会归于某种兴亡交替的规律,似乎一定要有某种决定性的力量,推动着历史的发展。人向“天命”低头,实乃本性使然。立足于此时、此地,人们必须为自身的存在寻求某种确定性。历史纷繁复杂,但往往只需要一个真相。

回到秦二世继位之谜,《史记》中的种种疑点,或许正是司马迁挣扎于天命与人力之间留下的痕迹。而司马迁的迷惘,何尝不是一种无法破解的历史困局?

参考文献:

[汉]司马迁: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,1982年

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:《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(叁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年

孙家洲:《秦二世继位“迷案”新考》,《史学集刊》,2022年第1期

侯旭东:《逐鹿或天命: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,2015年第4期

李锐:《<赵正书>研究》,《史学集刊》,2020年第5期

张祚庥:《从“不当立”到“篡位”——关于胡亥即位历史记忆的演变》,《古代文明》,2022年第1期

出处:最爱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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栏目: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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